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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周振华访谈
 
作者:李媚  发布时间: 2015-06-24 11:13:34
 
 

  周振华老先生的访谈是在他家的小院里。他的家坐落在几栋七、八十年代的老住宅楼中,楼前的路坑洼不平,不大的小院是自己围出来,处在四周老楼房的包围中。小院拾掇得干净利落,花草生机勃勃,看得出这些植物被照料得非常精心。周老的长子周希涛说,老人怀旧,不愿搬到别处,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习惯了。


  周老完全不像我想象中80岁高龄的老相,非常清朗干练,可谓精神矍铄。80岁年龄的人生是多丰厚的一本大书呢,无论从何处翻开,都是故事……


  李:周老,您今年多大了?


  周:80岁。


  李:看河南摄影家协会出的《摄影百家》的书上,您家祖祖辈辈都是辉县的人?


  周:是,在太行山的西头薄壁乡。我们村挨着山,往西北走五里地就是太行山。


  李:那您从小就是在这个地方长大吗?


  周:对,在赵固完小上小学,16岁考上辉县一中。


  李:我们刚才路过一中,民国时期的建筑好漂亮啊!学校是什么时候建的呀?


  周:建校100多年了,2004年举办了建校100年纪念活动。


  李:那就应该是1904年?


  周:1904年。


  李:老一中是我对辉县印象最深的之处,虽然只是在车上匆匆掠过。深灰色的老一中建筑群是辉县不多的历史遗迹之一。那样的学校让人由衷地感受一种充满文化底气的实在。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学校完成的文化基础教育,是真正一生受用的。周老在这里上过学,真是令人羡慕非常。


  您一中毕业以后就去上师范学校了吗?


  周:我上的是初师毕业后,政府分配当教师,当时的人都不愿意教学,师范类都是培养教学工作者的,我被分配到一个乡村小学。


  李:那时候您为什么不愿意教学呢?


  周:想继续深造。19岁毕业,分到一个农村小学教三年级和四年级复式班,教了一年,又教了五年级,在学校待了五年。1957年又调到县教育局当教研员,搞教学研究。但是政府干部不一定光干这个,1959年农村的公共食堂有解散的危险,领导派我下去驻队,要求巩固公共食堂,那个时候群众都是吃大锅饭的。


  李:58年大跃进的时候


  周:59年群众想要解散食堂,不敢散,派好多干部下去


  李:是把你们派下去让食堂继续办下去吗?


  周:是的,群众把家里的粮食都卖完了,只让去大队食堂吃饭。


  李: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周:58年底到59年,我在乡下驻队期间。


  李:您那个时候有多大


  周:二十三四岁。


  李:派您去工作的时候,您有什么想法没有?比如,您看到这些农村人的状况……


  周:农村的干部比较粗鲁点,当时一个大队住着一个国家干部,他们说话比较粗鲁。我从县里面下来要比较右点,不过也是硬着手腕,要不然群众要解散食堂,只好动员群众,对群众好好讲道理。当时我在的那个队收了1万多斤粮食,粮食都卖光,群众都在食堂吃饭,自己也在食堂吃,吃的是红薯稀饭。59年的时候生活很苦,缺粮食,很困难。


  李:当时河南浮夸很厉害吧?


  周:整个浮夸把粮食产量吹的很高,国家要征收粮食,农民收的粮食刚够卖,比如打了五百斤粮食,上报1000斤,国家征收500斤粮食,500斤剩下的吃,结果一点粮食也没有了。


  李:您看到这种现象感觉这样对吗?


  周:不高兴,当时那个潮流,咱也不敢不随着政府说话,不和政府一致也不好。


  李:那个时候您是共青团员吗?


  周:是。


  李:新中国建立以后,您是很追求进步的一个人?


  周:50年入的团,在老家上学的时候,工作队在农村发展团组织,我就入了团。


  李:那您很进步呀,1950年就入团了。不过,新中国刚建立的时候每个人对新中国都怀抱着特别大的希望。49年以前,就是我们的教育里所说的旧社会,您有概念吗?那时候您十多岁了吧?


  周:旧社会我出生在一个耕读并重的家庭。祖、父辈都读过书,教过私塾,还经营着相当数量的土地。我记得家里的古书就有好几大箱。家庭的耳濡目染使我重视知识学习。上辈人常说本领胜于财富,有了本领就会“白天不怕人来借,夜里不怕人来偷,东家有酒东家喊,西家有酒西家留。”因此,我特别注重学习,也很勤奋。我开始在本村上小学,后来背着行李走几十里路去上学。我上学时县城还没有解放,还没有建国。


  李:还没有建国就解放了?


  周:我们那里1945年就解放了。


  李:您的教育,有一些是在民国时期完成的吗?


  周:主要是在解放区完成的,私塾我没有上。


  李:您还记得您语文第一课的内容吗?


  周:内容就是“秋天到,秋风凉,秋露下,秋草黄……”,字很简单的,课本封面上印的是建国小学图案。


  李:还是从识字开始。


  周:对,主要是认字,每天还得写毛笔字,那个时候就练毛笔字了。那个时候没有铅笔。买个笔尖,拿个小棍子把它绑起来练字,一直到上初中没有用过硬笔。作文什么的统统都是毛笔写。


  李:难怪,后来您的毛笔字写得那么好,辉县好多标语都是您写的。


  六七十年代的辉县,随处可见的大标语、各个单位的名牌几乎都是出自周老的手笔。我特意把周老写在郊东沟拦河坝上的标语“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用作这本书的扉页,那八个大字历经岁月风霜,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宏大激情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周:一直到师范毕业都是写毛笔字。


  李:您的毛笔字从小开始,是童子功了。


  周:当时钢笔不很用,卖得很少


  李:钢笔很贵吧。您还记不记得,从开始认字以后,除了课本,您自己读过哪些文学作品,比如小说、诗歌?


  周:课外我读过苏联小说《海鸥》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时都是按学校的课程。每一周做一次作文。


  李:您还记得您写的作文吗?题目是什么?内容是什么?


  周:不记得了,当时写的也多,篇幅大,现在这些东西都丢了。


  李:内容也记不得了?


  周:不记得了。


  李:我们回到“大跃进”的那个时期,那个时期您下去工作了多长时间


  周:“大跃进”时,我已在县教育科工作了,当时随人委机关一起在工地大炼钢铁。上小学时我一直跳班,小学四年级没有毕业跳到五年级下半学期,然后到六年级上期,没有上六年级下期,我就考到了初师。到初师上三年,54年毕业,毕业以后就开始工作。教了三年小学,把我调到西平罗完小,当时完小戴帽,就是完小可以附设初中班,辉县有四个地方可以招初中,我调到那里当教导主任,教了一年以后,调到教育科做教研工作,57年整风时,我已在政府搞教研工作。教育科当时有个教研室,教研室就是经常到小学、中学听课总结经验,研究推广教学经验。


  李:那您在西平罗当教导主任的时候有多少老师?多少学生?


  周:小学有十几个老师,初中有十几个老师,总共算起来有三十几个老师,有教师、学生食堂。


  李:算行政人员吗?那有多少个学生呢?


  周:是。有四五百学生,小学多,从一年级到六年级,西平罗是盘上教育的中心,好多人都在那上。解放初期,辉县的好多青年都在那上学,县政府也设在那里,革命期间那是个中心,所以那个学校大,按现在排县城是一中,百泉是二中,西平罗就是三中,所以那个学校比较有名,县上的好多干部开始都在那上学。


  李:那么说,现在县上许多干部都是您的学生了?


  周:原来当市长的刘廷和,他就是我的学生,我没有亲自教过他,另外还有教育局的局长王运朝,当时都在那里上学。


  李:您教的这些学生,官当得最大的是什么官?


  周:市长。


  李:辉县市的市长,很不错啊!


  周:学校三年,教研室十年,“四清”的时候,我们县委、人委的干部让成立工作队住在一个大队,那是县委书记的点。


  李:您还跳过一个时期,不是很快接着就是三年自然灾害吗?


  周:自然灾害的时候不在大队了,59年以后我又回到教育局了。66年“四清”又下去了,县委书记搞的一个点,抽了我们县委机关、人委机关一批干部搞“四清”,66年底“文化大革命”开始都回来了。回来以后,参加机关的“文革”活动,当时两派,以学生为主是造反派,以机关为主的是保守派。


  李:那您属于哪派?


  周:我在机关,属于保守派,那个时候我被指派写标语、搞宣传,红旗上“****思想战斗队”等等,包括袖章上的字,都是我写的。


  李:那个时期您还是很活跃的嘛,您还编了一本语录。


  周:《革命豪言壮语集》。我和县委任书章二人搜集和编辑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两派开始闹,68年联合了,保守派承认错误,建了辉县革命委员会。


  李:就是革命大联合以后就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周:那时,我还是写标语、写旗帜,搞宣传,我与任书章编过《革命豪言壮语集》,另外还在印刷厂翻印了《****选集》中的成语典故。


  李:那也是您自己编的吗?


  周:《革命豪言壮语集》是从报纸、刊物上边摘抄的。


  李:从报纸上把整个成语摘抄下来,这事您自己做的还是很多人做的?


  周:《****选集》中的成语典故,是翻印外地来的本子,我们两个人负责校对。


  李:这本《成语典故》的出版机构写的是河南二七公社?


  周:河南的造反派是二七公社,辉县的造反派,也统一叫二七公社,整个造反派都得挂二七公社的名。中央表态,河南二七公社是革命派。


  李:二七公社的下面是百泉公社、政宣部。


  周:当时这个造反派胜利以后,辉县的造反派是河南二七公社百泉分社,内设政宣部负责宣传。他们还让我写标语,编写点资料。67年底,政府解散,县委解散,成立生产指挥部,政府的人都让下乡去,当时我,因为喜欢写作,分配到革命文化宣传站,宣传站由文化馆、图书馆、电影公司、戏院、电影院合并而成。


  李:您开始的时候是站保守派的这一边,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您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后来您又到造反派这边,这个过程,您还能回忆起来不?


  周:当时在辉县,那些造反派,广大干部都不赞成他们闹,当时全国形势来看上边支持造反派,所以我们违心地表态。但是我们这部分干部多,不联合在一起在辉县也立不住脚,因为造反派有好多学生,乡下少数农民、厂矿一些职工,不和广大干部联合起来也不好立脚。


  李:其实在辉县绝大部分人还是保守派。


  周:保守派多一些。当时领导也斗了,各种气也出了,最后决定联合起来成立革委会,革委会成立以后成立了政府,政府里边的正主任都是原来的老干部,其他的副主任有从造反派里边选的,这叫三结合-老干部、工人、造反派结合起来。


  李:辉县是个农业县怎么没有结合农民呢?


  周:有,副主任张明信就是农民,当时三结合以后他成了副主任,相当于县委的副书记、副县长之类的。


  李:在辉县您就算高级知识分子了,那个时候大学生肯定是少,而且要是大学生就是在民国时期就开始上学的。


  周:我当学生的时候是四五十年代,当时我们家乡已经是解放区,国民党在南方统治着。辉县城还没解放。


  李:49年以后您就算辉县的知识分子了。


  周:算是小知识分子吧。


  李:因为您的学习是正规的,比如:小学到初中到初师,这样一个长过程。您周围有没有一帮大家趣味比较相投的人?


  周:有,我们班有50多名学生,一半以上考上中师,都去新乡上学,另外这20几个人都留在辉县,大部分人在乡村教学,在城内有两三个,一个是宣传部的副部长,一个是局级干部。在教育局机关,我年龄最小,也很勤快,和同志们相处非常和谐。


  李:你的同学那个时候就是宣传部部长吗?


  周:那个时候还不是部长,到70年代以后才是副部长。


  李:那个时候毛主席在北京接见红卫兵,中央肯定了红卫兵,作为保守派,您是真心觉得错了呢,还是……


  周:当时心里面想没有错到哪儿,但是中央说人家对,自己也没有话可说。


  李:为什么觉得自己没有错到哪呢?


  周:辉县是农业县,当时辉县包括政府、县委大部分干部都到下边搞水利、水利建设是在五十年代就开始了,辉县北部是高山,南部平原,山上一发洪水,半个县都让淹了,还危及新乡和京汉铁路。中央、省委决定在西半县建泄洪区,区内群众要迁往甘肃。县委想不通,想办法在山上修水库,不让洪水冲新乡和京汉铁路。


  李:您说的上边批准,上面是河南省吗?


  周:国务院。当时把小铁路修到了山边,运石头,修大坝,整个辉县的水都聚到了那,辉县西南都变成水库了,西南的几个乡都移民到甘肃。县里要求不搞泄洪区并且承诺山上边修几个大水库,下边沟沟道道也修成了小水库,留住洪水不下山。当时作为干部,这都是正事,不管付出什么代价,虽然工程里边还有些人伤亡,但是心里感觉这个事不错,从长远看,是改变面貌。


  李:您还是从现实体验来认识这件事情。


  周:革委会成立以后,又结合了几个造反派,两派不是很融合,最后还是县委书记采取一个办法,让两派头头去山上打洞,看谁打得好,慢慢地把这两派结合到一块。


  李:哦,书记不是靠做政治思想工作解决问题呀!


  周:当时县委郑永和书记有句话“真革命,假革命要靠实践来检验,要靠人民作鉴定。”引导他们干实事。当时上边有些人还说郑永和,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但是不管怎么样,郑永和是从民兵一直干到县委书记,他知道要改变贫穷面貌,提高生产,就得大干苦干,他一直坚持。当时流行“全国大乱,辉县大干”就是千真万确。穆青在国务院一次会议上听到有人说“全国大乱,辉县大干”说这句话是国务院一个领导。


  李:“文化大革命”中您个人没有受什么冲击?


  周:对,我是比较幸运的,造反派没有反我,保守派也没有反我。


  李:人缘好呗!


  周:他们都用我为他们服务,要我写标语,当时为写字到北京给我买的大碗笔,一个字能写一张大红纸,一张报纸,买那个笔得17、8块钱,当时工资才40块钱,个人买不起,政府机关给买的,我一直存着呢。


  李:您在宣传站做什么?


  周:调到了宣传站后,当时正搞“三忠于、四无限”,到处都是红海洋,我主要负责编印宣传材料,搜集编写歌颂毛主席的诗歌、快板、小说、文艺节目,十天半月刻印出一期,开始的刊名就叫《毛主席万岁》后来改成了《革命文艺》,大约几十页。


  李:那个时候都是刻钢板?


  周:是的,我用铁笔钢板刻印,印1000份,全县每个大队发一份,另外和其他县交流,大约有200多个县。印好后机关全体人员来装订,之后一本卷一下,贴上3分邮票寄出去。


  李:整个是您自己在编吗?


  周:开始的时候是我一个人,后来顾不上,把王树洲也调去了,我一人还得搞摄影还得做宣传、当时在宣传站里叫文艺组,王树洲在电影院,是一个单位,就把他调来搞刻印。


  李:刻印的这些文章都是自己写的吗?


  周:自己写的少,大部分是从报纸上摘抄来的,或是县直机关编的,另外从外边寄的交流材料选些,宣传队也编些,歌颂毛主席的诗词、“三句半”、山东快书。


  李:你们还得收集吧?


  周:收集,归类,编排。


  李:这个《革命文艺》有主编吗?


  周:没有,署名就是“辉县革命文化宣传站编”。


  李:有人审稿吗?


  周:没有。当时“文化大革命”正紧张,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经常挨斗,晚上还得去给毛主席像敬礼,去诉说自己的罪,去检讨。当时思想都很紧张,写这些东西都很慎重。我们选的都是公开发表的或是《毛主席语录》等等。


  李:看来虽然您从没有受冲击,精神上还是很紧张的。


  周:说话、发稿都是很谨慎的。


  李:有家了吗?有孩子了吗?


  周:没有家,我爱人吕盛枝在学校教书,工作也很紧张,他住学校,我住机关,生活上各管各的。孩子老大(希涛)58年出生了,老二65年出生的,老三68年出生。


  李:当时的宣传站离学校远吗?


  周:二里地。


  李:您不是都成家了吗,都有家庭了为什么不住在一起呢?那孩子住在哪儿?


  周:那时候干部很多在县城都没有家,到79年才有固定房子有了家庭。当时儿子的姥姥在获嘉,大儿子一起在他姥姥家住。来辉县后,教师又下放都让回农村,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到老家,在老家教学,79年以后就调回来了。


  李:在那个时代,即便是辉县这样的县城,原先家在农村的干部们普遍都没有真正的家?


  周:除非老家是在城关的,乡下来的一般都没有。


  李:下了班干吗呢?


  周:转转,逛逛。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有事没事南关十字”。包括58年的时候很紧张,春节都不让我们回,说是过革命化的春节。在机关打麻雀、抓老鼠、灭四害。


  李:父母呢?


  周:在老家。


  李:在记忆里您参加工作以后有几次回父母家过年?


  周:上学的时候回,工作以后基本上没有回家过年,都是在机关过。


  李:大家都没有家庭,都是在机关一起过。


  周:对,过年分点面,分点饺子馅大家一起到食堂包饺子。


  李:哪年结婚的?


  周:58年2月。


  李:结婚有新房什么之类的吗?


  周:没有,很简单,当时她在获嘉工作,她步行过来,我骑车在半路接她。然后到人委机关民政局登记,再然后和教育局的同志一起热闹一场,局长是我们的证婚人。在机关找了一间小平房那就是新房,同事帮忙收拾收拾,只花了五块钱买了点糖和烟。


  李:工资是多少?


  周:38块钱。结过婚,假期完了她就回去了。


  李:多久来一次呢?


  周:没有一定,多是在假期,结婚时什么东西都没有添。


  李:恋爱是怎么进行的?


  周:当时我在教育局,她从汲县师范毕业以后,分配到峪河教学,我一个同学也在那教学,通过他介绍认识的。


  李:认识多久结婚的?


  周:一年多,中间都是书信来往。


  周老说起他的个人生活,不禁想到我父亲在回顾自己历史的过程中的一段谈话:当我问父亲我出生时候的情况,比如:“你在场吗?你看到我的第一眼是什么感觉你还记得吗?”之类的问题时,他全都不记得了。父亲有四个女儿,没有一个在出生的时候有记忆留在他的生命中的。但是,他对于自己从参军到离休的工作经历,几乎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重要的人都记忆犹新。这种强烈的差异非常令人吃惊。可见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怎样忽略个体存在的时代……


  我看了周老保存的家庭生活的老照片,令我吃惊的是作为一个摄影工作者,他为家人拍的照片竟然那么少,少到稀有的程度。这个细节与周老谈到的关于他的个人家庭生活的状况正好构成了外部与内部相互制约的关系。那个时候的人是多么真诚而自觉地践行着“大公无私”的原则啊。


  李:58年成了家,没有家庭生活,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就更顾不上个人生活了吧。“文化大革命”那段时间,报纸办了多长时间。


  周:四、五年时间。


  李:四、五年时间您都在干这个事情?


  周:对,后来王树洲接了以后我开始专门搞摄影。


  李:您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搞摄影的?


  周:68年,辉县大干,上边让搞展览,第一个展览是河南省农林科技展览,展览辉县的水利建设。我去以前文化馆没有搞摄影的。文化馆只有一个破“四旧”时查收的旧捷克相机(双镜头),当时不会用,照出的片子反差太弱,我就买了好多资料,学习怎样选景,怎样拍照,光圈快门如何掌握,以及冲洗配方等等。我现在还放了一些配方。当时学着冲片,温度不好掌握,自己摸索,夏天用电扇吹药水,冬天用热水调药温。69年6月县上办“三通”展览(路通、水通、电通)领导要求用照片版面宣传。当时照相政治形式要求很严,场面必须有毛主席像和语录牌,照农业得有农业语录,照水利得有水利方面语录等等。我们就带着一班人,拿着毛主席像、语录牌,书写好的横额和照相所用的大灯泡准备着。当初照不好,也不好用,常出废品,后来新华社记者陆柯、河南出版社王世龙等许多新闻单位来辉县采访,我就跟他们学习。细心摸索,赶制出“三通”展览,共制作54块版面,200多张照片,20多幅毛主席像,20条语录。在县上及水利工地展出后又到各公社巡回展出。


  李:版面多大的?


  周:一个三合版(1米×2米),54个拉一大车。那个时候上面来记者摄影家来了大多是我陪同的。如王世龙,新华社陆柯、郑震孙、肖顺权、翁乃强、魏德忠等搞展览我到郑州北京找他们,用他们的片,我现在还保存着。后来王世龙帮忙买了个照相机。王世龙讲了一个故事,河南省有个县文化馆去上海买海鸥相机,他那个县产大枣,他去时背了一包枣到上海后因没有指标不卖给他,他怪下气的(沮丧),肚子也饿了拿着红枣在商店里吃起来,后来工作人员问您吃的啥?枣,我们那里出枣,上海人对枣的营养感兴趣,问他您是来干啥的?他说我是来买照相机的,那人说这个人跑这么远不容易给一台吧,买相机后那人说那我回去了,枣也给你们留下了。


  一次在水电部办展览时,展览办公室有个姓焦的同志,她有个禄莱相机还不错,省水利厅帮助辉县搞展览的同志介绍说您拿1000块钱买了吧,当时1000块钱是个大数,一个月才45块钱工资,一年都挣不了这么多。让县上买,书记都不敢当家,后来开个常委会时才通过,让财政局批了1000块钱买的,二手的禄莱相机当时是最好的。


  李:搞摄影之前您拍过照片吗?


  周:没有。


  李:有过别人给您拍纪念照的这种经历吗?在这之前您肯定有过照片吧,那些照片都是在哪照的?


  周:在照相馆。包括毕业照片,到机关后同志的迎送合影都是在照相馆照的,包括政府、县上的代表会都是照相馆派人去照的,当时县机关没有搞摄影的。


  李:从来都没有摸过照相机吗?那个时候对新闻摄影有概念吗?您觉得摄影在您心目中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周:没有摸过。当时拍辉县建设成就的照片,一是被展览逼的,二是做个记录。感觉这项工作很荣幸、很高尚,在领导心中觉得您是重要的人物,到外出差还有出差补助。


  李:当时个出差初助很重要,因为当时大家收入不高。


  周:补钱、补粮票。


  李:第一次去北京是什么时候?


  周:68年。北京电视台姬同志来辉县拍山区建设影片,县革委让我们去借人家的片子,来县上放映。我和两位领导一起去了北京借16毫米黑白影片,通过录音机和影片配音下乡放映。


  李:您第一次去北京激动吗?“文化大革命”期间您有没有去串联?


  周:激动。没串联过。


  李:坐火车去的北京吗?


  周:坐火车,当时去北京需要政府开个介绍信,在北京经常在水利部展览办公室住,然后去东郊农展馆布展。


  李:当时应该有很多人都很羡慕您吧?


  周:对,县上领导也觉得很重要,展览上的事专门给书记、副书记汇报,外边来的记者多由我接待。


  李:翁乃强来辉县多吗?


  周:一两次吧,当时他的机器和设备是最好的,像莱卡,当时他在外文局,彩色胶卷和进口胶卷都不好买,而他容易买到,其他记者来的时候给他们分点彩色胶卷。黑白胶卷多。他在辉县拍的彩色片比较多。还给我留了些135片,我现在还保存着呢。


  李:他给您的胶卷都是什么牌子的?


  周:柯达胶卷。县上买不到,只能买上海、天津的胶卷。


  李:您用翁乃强给您的进口胶卷拍的东西还记得吗?


  周:当时没有135胶卷的相机。他还把选过后剩下的底片留给我。


  李:您现在还有保存吗?


  周:还有些。他参与出版的《人民中国》里面就“有辉县大干”的照片。


  李:我看您的照片,绝大多数都是些水利之类的照片,政治运动的很少,比如游行、批斗会之类的。


  周:我主要是在宣传建设成就之类的,大批斗之类的没有拍。


  李:那个时候您是不是还没有搞摄影,您摄影时大批斗最厉害的时候已经过了。


  周:对,我68年开始摄影,66、67年的时候批斗得最厉害。那个时候斗辉县的县委书记、新乡的地委书记,百泉农校有个人拍过照片。


  李:您主要还是记录辉县的战天斗地改变生存环境的现实。


  周:对。主要是生产类的,当时要求拍的照片必须有政治形式,有毛主席语录、有标语、有红旗。


  李:您参加办过哪些展览?


  周:当时办展览,主要是中央、省举办的《全国水利展览》《农业学大寨展览》还有出国展览到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等第三世界国家,广交会当时也是以图片为主。


  李:广交会您去了吗?


  周:没有,我在北京。一个美工去了,材料都是北京供应,画册在上海印刷的,我主要在北京共同设计好小样。省水利厅李德武同志专门帮助我们办展览。


  李:在北京的时候,您在北京水利部的哪个地方工作?


  周:水电部展览办公室。因为辉县的水利建设突出,林县、辉县都在展览办公室筹备,在东郊农展馆布展。


  李:你们做的展览审查照片严格吗?


  周:很严格。画面,说明词,前言都得审查。主要是画面。


  李:照片放多大?


  1米,2米。


  李:照片都是你们制作?


  周:是。


  李:您做暗房吗?


  周:做,到后来就交给王树洲做暗房。除了展览还会拍一些新闻照片。


  李:那时候的文化馆摄影是不是也有点宣传部新闻科那个意思?


  周:宣传部当时没有专职摄影人员,这些任务就落到文化馆了。


  李:除此之外,那时候文化馆还是有创作任务的,比如省里办什么影展、全国影展之类的?


  周:对,这些活动主要是八十年代才逐步有一套系统业务。


  李:省里面来的摄影记者多吗?王世龙好像是经常来的。


  周:王世龙在出版社,他没有新闻报道硬性任务,他主要来辉县搞创作。从拍辉县新貌等,开始我陪他,后来树洲陪他,在下面找个地吃住,没有车坐拖拉机,我和他除了拍农田水利建设外还到土梯拍日出,在王莽岭拍风光。


  李:您学摄影期间,他们有没有给您一些具体的帮助,比如说一起讨论照片?


  周:他们在摄影上给我的指导和帮助不是学习班式的,而是具体拍摄过程的指导,如怎么选景、顺光、侧光、逆光怎样用,曝光时间、照片的议论等等都在工作过程中研究商量,不是讲学式的。他还帮助我购买照相器材。


  李:他们是先安排好再拍摄,还是抓拍?


  周:抓拍有,但较少。那个时候,出于政治需要就得摆拍,在西关拍全家学“毛选”,除现场布置相应气氛外,全家老少要围在一起学。


  拍生产队学“毛选”,要排成半圆形,还要有人在中间领着。


  李:您一直用的是120相机吗?


  周:后来通过王世龙买了一个8片蔡司相机。


  李:他们给您的照片直接用于你们的展览吗?


  周:按展览要求选择。现在我还放着王世龙、陆柯、新华社等样片。需要展览时就去借底片放大。


  李:我看您的照片都是黑白的,有彩色的吗?


  周:有。80年代后期,我就很少拍照了。85年当文化馆馆长,没有时间,单位的事情太多,我把所有的事都揽了下来,让下边的搞摄影的同志专心搞摄影。县委、政府、机关事也多。今天要搞计划生育工作,明天又要下乡,顾不了摄影。


  李:当时在拍这些修水利、农业照片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故事。比如哪次拍摄比较不容易?当时生活条件很艰苦,那个时候您是住在工地吗?


  周:住在工地。如果要拍一个大的场面,想摆一下,那就必须让工程指挥部领导出面安排,作些调度,搞统一行动,不然自己拍不成。


  李:我看照片上有一些工棚,大家都住在一起。


  辉县的每个工地都有指挥部,县、社、队指挥部都有食宿一套安排,上边领导下来也住指挥部,管吃管住,另外还派一个向导陪同。修石门水库时,王世龙、新华社等新闻单位的记者来了也都住那里。


  李:在那个时间您除了拍照片也会参加劳动吧?比如说一个月您会有多少天在下面劳动?


  周:要参加的。县委会给所在的单位分一段水渠或其他工程,可能会集中几个月时间来完成,吃住在工地。


  李:在你们的印象中大概有几年时间?


  周:在70-76年。


  李:那个时候机关干部有没有埋怨?


  周:当然有,但那时候县委书记、副书记、常委都在工地劳动,也没什么可说的,有张照片是我们单位修群库汇流干渠时完成了20米的修渠任务,在自己修建的渠上的合影。另一张是石门水库修好后部分施工人在水库大坝上的合影。


  李:这些干部们一般要劳动多久呢!


  周:他们的力气没有那么大,不会像民工一样出力。县上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在机关,三分之一搞调研,三分之一去劳动)他们会待1个月时间,然后返回机关轮换。


  李:那个时候的干部还是不错的!


  周:郑永和书记非常讲实际,本来他是农民出身,他最烦机关作风,他的办公室就放着锤、笼、錾等劳动工具。


  李:他在辉县很得人心,大家都很喜欢他。


  周:是的。他调到省里当副书记时问他的秘书,“怕下乡不怕,会不会劳动?”。在车的后备厢里放着劳动工具到那里就随地参加劳动。


  李:文革开始郑永和也是被打倒的?


  周:开始造反派要批斗他,有一段时间他也躲到山里,但后来肯定他是搞生产的,要改变辉县的贫困面貌,他干的是正事,在干部群众中很有威信,真正反他的是少数人,革委会结合的时候还是让他当家。


  郑永和基金会编了一本《郑永和》的图文书,应该是一个比较全面纪录与纪念郑永和的文本,这本书封底的照片特别令人感动:山坡的石壁上工整地书写着四个大字“人民永和”。无论世事怎样变化,郑永和永远被这一方土地的人们和这片山水铭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一个朴素而最基本的道理:改善辉县人的生活环境,让人们吃饱穿暖,过上好日子。郑永和是认真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在他的身上,我能够体会到“公仆”这两个字的根本意义。


  李:上边来的人安排拍摄场面都是由您去安排吗?


  周:我们按需要共同商量,我也可以独立完成拍摄安排,但都要事先和工程指挥部取得联系。


  李:您自己拍的时候也会照着他们的样式去指挥、布置一个宏大的场面吗?


  周:对,我们是按他们的路数,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安排。


  李:您的拍摄完全是为了辉县的展览服务的。


  周:主要是。同时也想记录些劳动场面。报纸上发表照片多是文字记者带去的,很少主动送过照片。县委把来辉县的摄影、文字记者,书画家、作家等都集中在一块住,把一中改成了接待站,吃住都在那,大家接触方便。


  李:啊,整个一中全部用来接待采访的人员。那个时候的辉县真热闹啊!外边来的人除了记者还有别的身份的人吗,您和他们熟吗?


  周:摄影的最熟,其他都在一块住还比较熟,中央美院的古一舟画家还赠送我一幅国画,至今还保存着。


  李:辉县大干的时候,除了新闻机构以外,还有搞艺术创作的?


  周:有画家,古一舟、马泉等。有写小说的李准,有拍电影的庄伟,诗人郭小川,还有一部分是下来体验生活的蒋南翔、穆青。


  李:蒋南翔在劳动那张照片是您拍的吗?


  周:是。


  李:您给我的照片中有蒋南翔吗?


  周:有,另外还有副总理陈永贵、孙健等。


  李:您接触了很多名人呀,当时除了拍些水利之类,您还拍过很多到辉县来的名人。


  周:如水电部长钱正英、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等。


  周:除了坚持机关工作以外,我把保存下来的上万张照片整理以后有2500多张归类印样,每张片写清时间、地点作为当时的记录。


  李:日记上好多检查是您在开会时记的吗?


  周:“文化大革命”以后开始批斗,许多领导都作了检查。我听会时有记笔记的习惯,随意写下的。


  李:我看您记得特别详细。


  周:除了检查以外还有好多大字报,我被领导指派抄写墙上零乱的大字报,交领导综合。


  李:您还记了好多在北京替人家买东西的流水帐。


  周:有这事,去北京前好多同志、亲友、领导想叫代买东西,我都记下来尽量办到,记得买蒸笼,一次买七个,很不好买,还跑到郊区购买。当时去趟北京很不容易,不是随便就能去的,我是因为工作去的,政府给开的进京介绍信,到北京买布还得换北京布证,有的东西还要购物券。


  李:您的日记还记了许多学校的事儿?


  周:那是学校复课,当时去学校检查复课情况及未复课的原因。


  李:时间都是67年的。


  周:那时候还在教育局工作,检查学校是本行。


  李: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最乱的期间。您看,日记上写道:算术课没有开。


  周:当时把学校解散停课了,67年通知复课,有的开了,有的没有开,我去下边公社检查回来汇报给领导,以便领导具体指导复课工作。


  李:这些全部都是每个公社学校的情况?


  周:对,教育局分几个组下去检查,我算一个组。当时主要督促他们开课。


  李:一个公社就是这么多学校?


  周:一个大队一个学校,有的公社几十个学校。


  李:日记里还记着:六年级不开课。


  周:各学校情况不一样,有的好些、有的差些。


  李:看上边写的,经费还是很缺乏的。


  周:上边通知叫复课闹革命,上课的时间和闹革命的时间还得划分开,说是闹革命实际上是搞“文化大革命”活动,上街、宣传等等。


  李:您的日记:峪河完小,文革战斗队共同研究,经费超支320元。


  周:那是当时学校的情况,我回去后汇报给领导就完成任务。


  李:日记里的董思孝检查就为了写大字报吗?


  周:不是,那是我在听会时的随意笔记,不是什么人安排,他原来是县长,造反派斗他,两派联合了以后,经过核实,没什么问题以后他还是当县长。


  李:您是先记下某个人的检查,然后再整理成一条一条的写成大字报?您的负责统计这个吗?


  周:不是。这个是文化局局长检查,还有副县长的检查。


  李:这里边记的检查不止一次,他每次的检查您记得都很仔细。


  周:政府机关开会不能缺席,我无事可干用本随手记。


  李:这个“为人民服务”的语录也是随手写的吗?


  周:当时让背,我就默写。


  李:这个写得很正规,很认真啊,还对照检查之后写:“丢了两个字,标点不标准。”日记里还有自传,这个自传您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呢?


  周:那个时候机关都在审核干部,让立即写写自己的经历,家庭情况和工作情况,并且还要叫写上证明人以备考核。


  李:您是83年入党的?


  周:对,当时我家庭富农成分,搞“四清”的时候,领导对我很不错,入党首选考虑是家庭成分,贫、下、中农优先考虑。50年我就入了团,由于家庭成分问题入党迟。


  李:当时领导很重用您的,但是还是没有让您入党啊?


  周:在县里,县委书记及单位领导对我很好,但成分是个遗憾,不想让他们担这种政治风险。“文化大革命”以后,成分不很看重了才入的党。


  李:所以您最大的官当到文化馆馆长。


  周:曾有三次调迁机会,一是给我谈话让当文联副主席,二是外事办找我想让我让去外办,三是宣传部郭部长找我谈话让我去县志办工作。我没有同意。我感觉文化馆很好,我喜欢文化馆的业务。


  用现在的眼光,周老应该算是那个小城的文化名人了。就能力他应该当比文化馆长更大的官,应该有更高的职位。但是,他一直没有离开过文化馆直到退休。这样的经历令人感受到周老对文化的热爱。文化馆是国家行政管理中作为公共文化艺术教育的基础职能部门。因此,文化馆在那个政治统摄一切的年代,能够使作为工作人员的个体相对多少有些感受和体会文化艺术以及精神丰富性的空间。和周老短暂的接触,感受到他看重文化,淡泊名利,谦和中有着些许的谨慎。能够安于文化馆这种典型的清水衙门,想必是与周老的这种价值取向与性格有关。


  李:您去北京办展览的时候不是在北京住过很长时间吗?您和北京那些记者比如翁乃强、新华社的记者们除了工作之外还有其他的接触吗?比如一起到哪儿玩玩什么的?


  周:我去找他们,主要想交流借用有关辉县资料的照片。


  李:没有私人交流?


  周:没有。主要是工作上的接触。


  李:您除了学习摄影以外有没有和什么人建立很好的私人关系吗?


  周:新华社的陆柯、王世龙来辉县较多,住的时间也长,关系比较密切。王世龙来了到我家吃饭,我去郑州也去他家,接触比较多。


  李:您有没有经常看看王世龙的照片,你们之间讨论不讨论摄影的事情呢?


  周:我经常看王、陆拍的照片,有关辉县照片洗了两本小样我还放着,用时找他们要底片,用完了再还给他们。


  李:看来相互之间是很信任的。那我能看一下,王世龙、翁乃强等的照片吗?


  周:行。


  周老随即带我到一间在小院搭出来的可能不到十平米,且光线很暗的偏房。房子里全是周老一生的工作积累:房子的中央摞放着非常整齐的一本本的照片夹,里面全是整理过的底片、小样,每张照片都有拍摄地点和时间。发表过周老照片的出版物,工作笔记、资料等都井井有条。仅凭这些资料,就能断定周老工作和一生为人的认真仔细。


  采访进行了一上午,下午周老又仔细地把所有照片拍摄时的背景给我们讲了一遍……周老的讲述使图录的说明区别于一般的图片说明,为照片提供了更为丰富与细节资料。




《愚公移山——-一个时代的宏大愿景》后记


李媚


  周振华先生的摄影经历与大多数中国基层的摄影人一样,他们的摄影充分呈现了革命年代的话语方式。同时,在他们的经历中所呈现出的摄影人的热情、单纯、朴素,对于摄影如信仰般的虔诚以及摄影人相互之间真诚的友情,都是一个时代的印迹,是个体生命难得的财富。在周老家看到的老摄影家王世龙给周老的信令我们潸然泪下……在这封信之后的一年多王世龙去世了。王世龙是中国成就显着的老摄影家,也是河南摄影的旗帜性人物。他与周老之间的情感,是在时间岁月的深土中培植成的。


  周老在七十年代拍摄了两万多张照片,这本书选了160张。有一些画面很好的照片只有小样,底片不知何时遗失了。据周老说,那个时代不会太看重自己拍摄的底片,经常做展览,谁要就给谁了。从翁乃强给周老的反转反就可证明。在那个年代人的意识里,人也都是“公家”的,何况一张底片呢。在这个大画幅的图像部分,我们将有些颗粒很粗,甚至有些焦点不太实的照片也收入其中,意在更充分更细节地编织出那个年代的摄影影像。对照片质素的不注重既是当时摄影条件的限制,也是摄影生态的中国特色。这本大书重要的不是照片的精美,而是时代与个人关系的显现,是照片上下文结构出来的时代气息,是具体而细节的图像记录。


  周老的笔记片断、王世龙给周老的最后一封信等,作为历史文献部分编成别册,大画幅图像、别册、对周老的访谈以及零星稀少的家庭生活照片共同构成时代、岁月、生命的叙述。虽然后面这两个部分因为只是些碎片而显得微弱,但是,周老和他同时代的人们正是在这种集体与个体的巨大反差之中,显现着个人生命的存在与尊严。


  这本大书是周振华作为儿子献给生养自己土地的回报。这些成果不仅是个人的,也是辉县重要而珍贵的历史遗产,它记录了中国中原一个小小的县区在那个洪大的革命潮流中,为改变百姓生存而进行的务实与艰苦卓绝的努力,它是辉县成为那个疯狂年代的一个特例的证明。无论何时,民以食为天才是最大的道理!


  2015年1月

 
(新闻来源:艺术家提供)